當中國在八年抗戰中飽受戰火摧殘，珠江口的一隅小城——澳門，卻在風暴中以「孤島」之姿屹立未倒。這不僅僅是地緣的偶然，更是外交縱橫、權力博弈、群眾自救與命運牽動下的歷史縮影。澳門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角色，遠遠超出一般人想像，值得我們細細追尋。
抗戰期間，葡萄牙作為澳門的宗主國，始終堅持國際法上的「中立」立場。1932年，葡萄牙外長在國際聯盟正式宣佈葡國於中日戰爭中中立，令澳門獲得不受軍事佔領的法律保障。這份「中立」並非一紙空文，而是靈活機變的權宜之計——既避免刺激日軍，又要安撫中國，同時防範西方盟國的疑慮。
其間，葡萄牙與日本多次通過備忘錄和非正式交涉，維持某種「合作性中立」。儘管外界多有「秘密協議」的傳聞，但實際上兩國間從未有正式、書面、國家級的協議允諾不佔領澳門。所謂「默契」，多半是因共同利益與複雜形勢下的權宜妥協。
與東帝汶不同，澳門無被日軍佔領，一方面因未有外軍駐守、未違中立；另一方面，日本認為佔領澳門收益有限，反而可藉由這一中立窗口維持對華南地區的經濟、情報、轉運利益，對葡萄牙也有外交價值。
廣州、中山等地相繼淪陷後，大批難民蜂擁而至，短時間內澳門人口激增至四十萬，遠超原有人口。這一波人口流動，帶來了勞動力、資金與消費需求，也促使城市工業、貿易、手工業、交通等蓬勃發展。澳門成為華南地區僅存的安全港口，對外貿易總額屢創新高，亦吸引大批金融業、手工業和娛樂產業（賭博、鴉片）進駐，一度呈現「紙醉金迷」的假象。
但隨著日軍封鎖、資源短缺、物價暴漲，虛假繁榮下民生疾苦——飢荒、失業、瘟疫、死亡激增。1942年曾出現「萬人坑」，甚至一天有四百人死於饑餓、寒冷和疾病。市面上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成為現實寫照。
澳門雖地處「中立」，但社會未曾真正置身事外。面對祖國危亡，許多澳門人、難民、教育界人士積極投入愛國救亡——
教育抗戰：難民學校大量湧現，本地及流寓教育工作者堅持愛國教育，宣揚抗戰精神，推動國語普及，拒絕日本侵略思想滲透。
民間組織：以讀書會、劇社、音樂社、歌詠團等形式組織愛國社團，隱晦推動救國救災。因受澳葡中立政策約束，抗日運動往往以「救災」名義進行——如「四界救災會」聯合發起義演、義賣、義唱等籌款，群眾傾力支持，有人甚至傾家蕩產捐獻。
難民救援：澳門成為國共兩黨、愛國團體、著名人士進入中國內地的中轉站，亦是香港撤退人士的避難之地。澳葡政府有時默許共產黨地下活動，暗中協助抗戰。
澳門亦成為日軍及特務的滲透據點。日方利用澳門的「中立」設立情報站、特務機關、軍需轉運站。當局容忍甚至默許日特殺害抗日人士，澳門成為華南日軍諜報與補給的樞紐之一。部分漢奸、特務進入警察隊伍，協助日方收集情報。
同時，中國的抗日力量也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展開地下活動——如共產黨游擊隊在外圍活動，國民黨亦設情報據點。雙方圍繞情報收集、後勤運輸展開隱秘角力，澳門成為中日兩方諜報的前線。
回顧歷史，澳門之所以成為亞太戰爭中華南唯一未遭日軍佔領的「孤島」，原因複雜多元：
- 葡萄牙中立政策靈活運用：澳葡政府寧可委曲求全、見風使舵，保持「合作性中立」與各方維持脆弱平衡，防止局勢失控。
- 日本的戰略考量：認為澳門佔領價值有限，更看重其中立身分所帶來的經濟、情報與國際外交利益。
- 國際因素制肘：葡萄牙與英國有深厚同盟關係，日本亦顧及日後國際影響；同時葡萄牙以巴西日僑為談判籌碼，增強自身「人質」牌。
- 雙方默契與備忘錄：多次交涉下達成「臨時協議」維持現狀，沒有落實到軍事協議或正式秘密條約。
抗戰期間的澳門是一部權力、命運、民族情感糾結的微型史。作為「孤島」的澳門，一方面避免了戰火直接蹂躪，為無數難民和抗戰人士提供了避難之地；另一方面，卻不得不在強權環伺中左右逢源，屢受外壓內困，甚至淪為情報、黑市、漢奸活動的灰色地帶。澳門人與難民在艱難中守望相助，抗爭自救，體現出民族堅韌與大愛精神。
戰後回望，澳門在抗戰中的角色不僅是華南抗戰史的註腳，更是全球小國（小地區）如何在大國博弈下自保求存、見縫插針的縮影。這段歷史值得澳門人自省，也值得華人世界記取。
歷史的光影，常常在邊緣地帶綻放出特殊的色彩。澳門的抗戰經歷提醒我們，無論時勢多艱，每一個選擇與堅守，都影響著未來的命運——既有小城的智慧與韌性，也有民族大義的光輝。
樂報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