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逢十一月，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總會令整座城市沸騰，賽車呼嘯聲在東望洋山道回盪，國際媒體與世界車手聚焦澳門。然而，與盛況同時存在的，是多年間未曾停息的反對聲音：有人認為賽車擾民、封路塞車、噪音難忍，甚至主張停辦。這些批評表面看來合理，但若未理解大賽車的歷史意義、市場價值、文化角色與城市收益，便輕率否定，實屬對澳門自身的低估。面對質疑，不應以情緒回應，而需以事實與理性說話。

大賽車對澳門的意義，不是「辦得熱鬧」那麼簡單。它是當代澳門第一項真正的國際級盛事。在1950年代的澳門，城市規模有限，旅遊仍屬地區性，大型國際活動更乏善可陳。直至格蘭披治大賽車的誕生，才首次把澳門推上世界體育版圖，使東望洋賽道成為全球知名的城市賽道，亦為日後澳門國際音樂節、國際煙花比賽匯演等其他盛事奠定基礎。但即使後來再有多少大型活動，格蘭披治大賽車的國際地位，依然是最難取代的存在。對許多國際車手而言，澳門是一個職涯里程碑，是他們踏上世界舞台前的考驗，是賽車界公認的「真正能分出天才與凡人的跑道」。這是其他本地活動難以替代的城市形象資產。

然而，大賽車確實也為市民帶來不便。年度跑道重鋪工程造成道路封閉，賽事期間交通擠塞嚴重，噪音更讓住在跑道附近的居民頭痛。這些不便是真實存在的，但它們並非取消賽事的理由，而是必須改善的城市管理課題。跑道每年必須按照國際標準重新鋪設，既然工程是固定需求，政府更應提升項目規劃能力，善用時間、避開冗餘工程、與其他道路工程互相配合。賽車前夕的道路封閉不是不可避免，而是可以管理得更好，更有效率，減少對市民日常生活的衝擊。

交通擠塞方面，坊間多年討論的方案一直存在：將賽車的星期四和星期五列為假期，使市民尤其學童的出行需求大幅減低，形成四天連假，有些家庭甚或選擇外遊，自然能讓交通壓力減至最低。如果大規模放假的安排因經濟考量而難以推行，那也可以採用更靈活的方式，例如學校停課或改為網課、企業與政府部門鼓勵在家工作等。疫情期間我們已建立足夠經驗，證明彈性工作與遠程學習完全可行。交通問題若能在需求端作出調整，其實比單純呼籲「忍耐」更具效果。

噪音方面，賽車的機械聲響不可能透過技術減至無聲，如何讓居民在賽期間獲得喘息空間才是關鍵。政府可比照極端天氣的安排，開放體育中心、圖書館、社區中心作為臨時休憩場所，讓受影響居民能遠離噪音、尋得片刻安寧。這類措施成本不高，但卻足以讓部分居民感受到尊重與照顧，是改善「擾民」觀感實際而有效的做法。

另一個常見批評是「傷財」。以本屆大賽車約2.4億澳門元的預算計算，某些市民認為投入過大，甚至認為應該把資源用在其他民生範疇。然而，就澳門財政規模而言，2億多元只是極小比例，更何況賽車帶來的直接與間接效益極為龐大：旅客人數上升、酒店入住增加、餐飲零售繁榮、跨界活動帶動更多消費，加上企業的贊助與廣告收益，實際上遠比公帑投入高得多。市民產生「傷財」的錯覺，是因為他們未能直接感受到收益。因此，組委會想真正解決觀感問題，關鍵不是反覆強調收益，而是讓本地居民和企業「實際受益」。可以參考國際煙花比賽匯演旁的「火樹銀花嘉年華」模式，賽車期間在不同區域舉辦嘉年華、美食市集、文創市集、青年創業攤位等，讓本地企業、青年創業者、文創品牌有參與和盈利的機會，也可加強採購本地產品與服務，甚至與本地文創IP合作製作紀念品、賽車手服飾等，讓市民切實感受到大賽車並非一個「與己無關的活動」，而是能帶來實際商機的城市資源。

最後，大賽車在國際推廣方面亦有明顯提升空間。儘管東望洋賽道享負盛名，但澳門在海外的宣傳往往侷限於一般旅遊推廣，而未能深入觸及國際賽車社群。未來應加強前往各地賽車場、賽車博覽會、一級方程式與三級方程式比賽現場進行宣傳，強調澳門站在全球賽車歷史上的獨特性，同時吸引更多粉絲來澳門觀戰。疫情期間我們失去了三級方程式的舉辦權，這對國際曝光確有影響，未來若能重新爭取，並以更積極姿態向全球車迷宣傳，必能為澳門帶來更廣泛的國際關注。

綜而言之，大賽車的爭議從來不是是否應該舉辦，而是應該如何更智慧、更周全、更貼近民意地舉辦。大賽車是澳門的城市象徵、國際名片與文化資產，它讓澳門走向世界，也讓世界認識澳門。取消容易，但重建艱難；質疑重要，但改進更重要。只要透過更周密的工程安排、更合理的交通管理、更貼心的居民支援、更廣泛的本地參與，以及更積極的國際推廣，大賽車完全能在減低民困的同時，繼續成為澳門的核心盛事與城市驕傲。在質疑與堅持之間，我們更應看見的是：大賽車並非阻礙城市前行，而是塑造城市形象與活力的重要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