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進澳門藝術博物館「海通鏡鑒——16至19世紀中葡文化交流展」，觀眾看到的表面上是一件件瓷器：青花、廣彩、外銷瓷，器形精緻，紋飾繁複。然而，這場展覽真正要展示的，並非只是工藝之美，而是一段更宏大的歷史︰澳門如何在中國與世界之間，長期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。

 

這種角色，既不是帝國的中心，也不是生產的源頭，而是一個讓交流得以發生、讓差異得以協調的節點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展覽不只是回顧過去，更為今日的澳門提供了一面「鏡鑒」。

16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啟後，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距離第一次被海路真正拉近。然而，航線的打通，並不等於交流的順暢。語言不通、制度差異、政治猜忌，使得雙方難以直接建立穩定往來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一個「中介空間」顯得格外重要。

澳門正是在此時成為關鍵節點。它不是葡萄牙的母港，也不是中國的行政中心，卻因為地理位置、歷史條件與政治現實，成為中國、葡萄牙乃至更廣泛世界之間的轉口港。瓷器、絲綢、茶葉經由澳門輸往歐洲，白銀、技術與知識亦循同一路徑進入中國。澳門的價值，不在於控制這些流動，而在於促成它們。

這種「轉口」本質上是一種服務功能：讓原本難以直接對接的兩個世界，能夠在此短暫停泊、重新包裝、再度出發。

如果說瓷器是最容易被保存下來的歷史證據，那麼真正影響深遠的，則是那些看不見的交流。展覽中所呈現的外銷瓷，不只是商品，更是一種文化翻譯的結果︰中國工匠為歐洲市場調整紋樣與構圖，歐洲陶工則模仿、吸收中國青花的審美語言。

這種互動並非單向輸出，而是雙向調整。從葡萄牙錫釉陶到藍白瓷磚，從中國廣彩瓷到歐洲訂製器物，陶瓷成為不同文明互相理解、互相想像的載體。

同樣的轉譯，也發生在制度與知識層面。清代宮廷中的葡萄牙傳教士，不只是宗教人士，更是科學、技術與文化的中介者。他們熟悉歐洲的知識體系，也逐步理解中國的制度邏輯，在曆法、天文、音樂與機械製造等領域，促成了一場跨文明的合作。澳門，正是這些人進出中國、連結世界的重要據點。

19世紀後，隨著航運技術進步與區域格局變化，澳門作為貿易轉口港的地位逐漸下降。若只以貨物流量衡量，澳門似乎「失去」了原有角色。但歷史真正留下的，並非港口功能，而是一套交流能力。

這套能力包括三個層面：第一，跨文化協調的經驗；第二，對不同制度與法律語境的理解；第三，長期累積的信任基礎。這些都不是短期內可以複製的資產，卻正是澳門最具獨特性的地方。

在當代語境下，「轉口」的內容已經改變。今天流動的不只是貨物，而是資本、政策、規則與標準。澳門若要延續自身的歷史功能，關鍵不在於恢復昔日的貿易規模，而在於轉型為「制度接口」。

所謂制度接口，是指一個能夠降低制度摩擦、協助不同體系理解彼此的中介平台。這正好呼應國家對澳門提出的「一中心、一平台」定位，其核心並非產業競爭，而是服務交流。

中國—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長期設於澳門，並非偶然，而是深植於歷史邏輯之中。16至18世紀，澳門是中葡交流的實體節點；21世紀，則成為制度與合作的節點。

在這個平台上，轉口的不再是瓷器與白銀，而是政策理解、投資框架與合作模式。澳門以非對抗性、非強權的姿態，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提供一個心理與制度上相對安全的交流空間，這正是其不可替代之處。

「一帶一路」的推進，若只停留在基建與貿易層面，難以長久。真正能夠持續的，是制度互信與文化理解。葡語系國家多為中小型經濟體，對中國制度的理解存在現實距離，澳門恰好可以在此發揮緩衝與解釋的作用。

無論是前期對話、法律制度說明，還是文化差異的調解，澳門都具備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基礎，成為一個低成本、高信任度的合作起點。

「海通鏡鑒」的意義，不在於懷舊，而在於提醒我們：澳門之所以重要，從來不是因為它有多大，而是因為它能連結什麼。從轉口港到制度接口，這不是一條斷裂的道路，而是一條自然延伸的歷史線索。

只要中國仍需要與世界溝通，只要不同制度仍需要彼此理解，澳門就仍然擁有被需要的理由。這，或許正是這場展覽帶給當代澳門最重要的啟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