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我們今日站在澳門藝術博物館的展廳中，凝視一件件跨越海洋、橫亙數百年的瓷器，很容易忘記：在它們誕生與流轉的年代，世界尚未被地圖精確劃分，文明之間的距離，往往取決於一條航線、一座港口，或一個願意冒險的中介之地。而澳門，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，成為中國與歐洲，特別是葡萄牙之間不可替代的樞紐。

 

「海通鏡鑒——16-19世紀中葡文化交流展」於11月7日在澳門藝術博物館開幕，並非僅僅是一場文物展覽，而是一場以器物為線索，回望全球化早期歷史的深度文化敘事。展覽匯聚故宮博物院、葡萄牙國家古代藝術博物館、葡萄牙東方基金會、阿儒達圖書館，以及澳門文化局轄下機構的177件／套珍貴藏品，透過「瓷路初開」「瓷上交融」「宮廷對話」三個單元，勾勒出16至19世紀中葡之間，由民間貿易走向官方往來、由商品交流升華為文明對話的歷史軌跡。

 

15世紀末，人類進入大航海時代。1498年，達．伽馬成功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，為歐洲打開通往亞洲的新航道。葡萄牙隨後迅速在印度洋與東南亞建立據點，並於16世紀初與中國沿海接觸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中國陶瓷，特別是來自景德鎮青花瓷，開始大量進入歐洲視野，成為王室與貴族爭相收藏的奢侈品。

 

然而，中葡之間並非一開始便有正式外交關係。16世紀前期，葡萄牙人只能依靠轉口貿易與民間往來，輾轉於中國東南沿海。直至16世紀中葉，葡萄牙人穩定租居澳門，中葡陶瓷貿易才迎來關鍵轉折。澳門迅速發展為連接中國、東南亞與歐洲的全球性貿易節點，大量外銷瓷器經此轉運，遠赴歐洲、美洲甚至非洲。

 

展覽第一單元「瓷路初開」，正是從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切入，呈現澳門如何在全球貿易網絡中扮演中介角色。無論是澳門出土的外銷陶瓷，還是以克拉克瓷為代表、專為歐洲市場訂製的中國瓷器，都清楚展示了市場需求如何反過來影響生產模式，甚至改變中國製瓷工藝的發展方向。

 

若說貿易是交流的起點，那麼審美與技藝的相互吸收，則是交流的深化。第二單元「瓷上交融」，將視線從中國移向葡萄牙與伊比利亞半島，呈現一段鮮為人熟知、卻極具啟發性的陶瓷史。

 

在中國青花瓷大量輸入之前，葡萄牙本土已盛行錫釉陶與虹彩釉陶。當中國瓷器的藍白美學進入歐洲後，當地陶工開始主動模仿、吸收中國的裝飾語言：山水人物、亭臺樓閣、花鳥蟲魚，這些源自中國的視覺元素，被重新詮釋於歐洲陶器與建築瓷磚之上，逐漸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混合風格。至18世紀，藍白配色甚至成為葡萄牙建築陶瓷的重要標誌之一。

 

反過來看，中國製瓷業也並非單向輸出。17至19世紀，為滿足歐洲市場的特殊需求，中國工匠在器形、紋飾乃至題材上不斷調整與創新，將對西方世界的想像融入外銷瓷之中。廣彩瓷的出現，正是這種雙向互動的典型例子，它不僅改變了生產流程，也開創了在產地之外加彩、再銷售的全新貿易模式。

 

真正將中葡交流推向另一層次的，是17世紀清代宮廷與葡萄牙王室建立的正式外交關係。第三單元「宮廷對話」集中呈現了這一時期的使團往來與禮品交換。從檔案記錄可見，葡萄牙使團所贈禮品涵蓋武器、鐘錶、工藝品與生活用品，而清代宮廷則以瓷器、絲綢、茶葉等中國代表性物產回贈，體現出「厚往薄來」的外交禮制。

 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這些可見的器物交流背後，還存在一條不那麼顯眼、卻極其重要的知識流動通道，就是在宮廷工作的傳教士。16至18世紀，大量葡萄牙耶穌會士長期服務於清代宮廷，在曆法、天文、地圖、機械製造與音樂等領域發揮關鍵作用。他們既是宗教人士，也是技術與科學的傳播者，成為中葡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中介。

 

貫穿整個展覽的，其實是一個核心命題：澳門並非中葡交流的附屬舞台，而是促成交流得以發生的關鍵節點。正是因為澳門的存在，中國的瓷器才能大規模進入世界市場；也正是因為澳門的中介功能，宮廷之間的使團、傳教士與知識才能跨越重洋。

 

因此，這場展覽的意義，不止於回顧歷史，更在於重新理解澳門在全球化早期所扮演的角色，一個連結不同文明、不同制度、不同審美的交匯之城。

 

為了讓觀眾更全面地理解這段歷史，展覽特別設置多媒體互動區、環視影像與語音導賞，並配合一系列講座、工作坊與音樂演出，讓文物不再只是靜態展示，而成為可以被理解、被參與的文化經驗。從學術講座到青少年工作坊，從非遺體驗到中樂演出，展覽試圖建立一種跨世代的文化對話，延續當年中葡交流所展現的開放精神。

 

「海通鏡鑒」所映照的，不僅是16至19世紀的中葡文化交流史，更是一段關於如何在差異中理解彼此、在交流中孕育創新的歷史。當我們今日回望這些瓷器，看到的不只是精湛工藝，更是一個城市、一段航線，如何改變了世界文明的走向。

 

或許，這正是澳門最值得被反覆講述的故事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