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榮讓

上世紀五十、六十年代的澳門，戲院出奇地多。從新馬路到新橋，從板樟堂到營地大街，彩色的戲院招牌與手繪巨幅廣告交錯。那時未有電視，看電影是少數能令全城男女老少同時入迷的娛樂。戲院不僅放映電影，也上演粵劇。歡迎關注及瀏覽影音號、Facebook、YouTube、Podcast同名平台「樂報我們講場」相關主題，可按今期《樂報》第四版左下廣告掃碼登入，時事評論員鄭仲輝與余榮讓作出分析及解釋。

他們憶起中學時在母校粵華中學千禧館前身的大看台欣賞電影，經常沒字幕，由神父旁述，隨而談到澳門戲院業的歷史，可追溯到一九一五年域多利戲院的出現，但真正的擴展要等到有聲電影傳入後。到了五十年代，戰後經濟復蘇，居民消費力稍增，新戲院接連開業，永樂大戲院在鏡湖馬路中段落成，百老匯戲院在水坑尾街建好，東方、樂斯、金城、麗聲、南灣、麗都，以及氹仔的海寶戲院，陸續加入市場。「樂報我們講場」談及當時位於司打口的大世界遊樂場，有放映電影。連同戰前已存在的域多利、國華、清平、平安等老字號，澳門一度擁有二十多間戲院，密度之高，在遠東城市中並不尋常。這些戲院各有特色。域多利戲院位於營地大街與新馬路交界，原址即大豐銀行最初總行，在一九一零年開幕，是澳門第一家正式電影院，二十年代放映默片時還要專人解畫。到了五十年代初期，域多利增設下午公餘場，放映二輪名片，前座只收五角，成為學生放學後的去處。鄭仲輝與余榮讓也提及，後期的麗都亦有公餘場，還有午夜場。國華戲院在板樟堂街，一九三一年開業，現已改為戲院商場，抗戰勝利後由邵氏南洋影片公司接管，很早設置空氣調節，在當時的澳門算是先進，是觀眾津津樂道的話題，被視為戲院革新的一件大事。余榮讓又補充，俗稱冷氣而澳門早就叫空氣調節，內地簡為空調。平安戲院則以放映美國電影公司影片的專線著名，同時也首映粵語和國語片，屬首輪戲院，與清平戲院在粵劇廣告上二分天下，被稱為劇壇雙璧。清平戲院更是粵劇老倌的重要舞台，五十年代由成利娛樂公司經營，白駒榮、薛覺先、靚次伯、馬師曾等名伶都曾在此登場，本文後記會略談粵劇。

戲院的空間感也塑造看戲的節奏，域多利有近千座位，散場時兩側橫門一開，觀眾迅速散入新馬路與趙家巷等的夜色中。大門左側設有美術部，專門繪製上映新片的巨型宣傳畫。門口零食檔主為喬叔，和藹可親，余榮讓常記起父親買薄荷糖給他。鄭仲輝則印象猶深，當橫門打開，有兒童湧入如撈餸尾，開場時亦有掹衫尾偷雞混入。在眾多戲院中，永樂大戲院的地位最為特殊，由何賢、馬萬祺等愛國商人興建，一九五二年落成，早期有八百個座位，曾擴至一千一百六十位。永樂的創辦動機帶有明確政治文化使命，當時澳門戲院多播美國八大公司和香港邵氏的作品，國產電影和愛國電影幾乎沒有放映渠道，於是何賢先生跟一些愛國商人合資設立永樂大戲院，目的是放映一些愛國進步的電影。五十、六十年代，永樂放映了大量新國產片、香港愛國電影公司製作，以及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影片，包括《白毛女》等名片，經常滿座。當時港英政府不准在香港放映國產片，澳葡政府也有所抵制，永樂幾乎成了港澳唯一敢播內地電影的戲院。這催生了一種特殊的跨境觀影現象，香港觀眾下班後乘船來澳，看罷電影再乘船回港，航程三個小時，只為一睹在港看不到的畫面。永樂的聲名因此不限於澳門，而是遠播香港，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。永樂自五十年代起，每年十月一日都在戲院搭起牌樓、張燈結綵，晚上舉辦文藝表演，成為澳門國慶慶祝活動主要場地之一。一座戲院，同時是放映廳、政治象徵和社區禮堂，這種多重身份，是五六十年代澳門戲院業的一個縮影。

戲院的回憶藏在更細碎的物件與習慣中，「樂報我們講場」談及戲橋，是那時代戲院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產物。觀眾入場時，帶位員會免費派發一張紙本傳單，印有當期電影的故事簡介、演員陣容，背面還預告下期公映的影片。戲橋用紅色或黑色油墨印成，紙質粗糙如報紙，觀眾可以在開映前閱讀，先對劇情有個大概印象。對於許多老一輩澳門人來說，戲橋不僅是觀影指南，也是可以帶回家反覆翻看的電影說明書。另外，較於全球出名的電影，售票時專門印上片名與劇照，觀眾會留為紀念。六十年代尾電壓不足，一些戲院自設發電機。黃金時代並非沒有隱憂，戲院數量增多，片源卻長期依賴香港。澳門本身缺乏電影製作公司，經營者必須到香港向影片公司排片，以西片、國語片、粵語片分類租賃，每部影片的上映日期由合約限定，各院放映的影片因此不盡相同。戲院之間的競爭，與其說是院線之爭，不如說是片源之爭。一部受歡迎的影片可以讓一家戲院連日滿座，一部冷門作品則可能讓戲院門堪羅雀。報紙上的電影廣告因而成為重要的宣傳戰場，一則醒目的廣告，往往決定了一部電影在澳門的命運。「樂報我們講場」談及走片，即一套拷貝供兩間戲院例如東方及麗聲放映，中途駕單車或電單車送片的人員延誤，放映中斷，觀眾嘩然，甚至大叫回水。好景不常，域多利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結業，拆建為大豐銀行總行高廈。東方、金城、樂斯、麗聲、麗都、百老匯、平安、國華等戲院相繼倒閉、改建或轉作其他用途，例如平安改為商舖，建築物門面上方仍有Apollo名字。昔日二十多間戲院最終只餘永樂。

後記

澳門的粵劇史，在某種意義上，是由避難寫成的。二十世紀日本侵華，省港一帶風雨飄搖，這座彈丸小城因政治上的微妙位置，意外地成為粵劇紅伶的庇護所與舞台，澳門戲院在這種特殊的時空夾縫中拔地而起。在戲院成為粵劇的主要載體之前，澳門的粵劇演出多以神功戲、廟宇戲台乃至茶樓酒館的歌壇形式存在，「樂報我們講場」數年前曾連續多集詳談，包括提到鄧碧雲在澳門初為花旦，歡迎瀏覽。清平戲院這座位於清平直街的環型劇場，設有一千三百四十二個座位，是珠三角地區第一座專為上演粵劇而建的現代戲院。其出現標誌着澳門粵劇從不定期的神功戲演出，逐步走向具備固定場所與商業規模。清平戲院在往後半個多世紀裏，幾乎是澳門粵劇的代名詞。它座落於當時最繁華的福隆街區，周邊酒樓食肆林立，戲院通宵演戲，歌聲琴韻徹夜不歇，構成內港一帶獨特的聲色風景。斜對面的顯記涼茶，人們入座聽收音機播香港甲組足球比賽，十分興旺。直至平安、國華、域多利等相繼加入，澳門才形成了一個以清平、平安為核心，兼演粵劇與電影的戲院網絡。抗戰期間，香港淪陷後片源斷絕，域多利、國華等原以放映電影為主的戲院也紛紛改演粵劇以維持營業，戲院與粵劇的綁定在非常時期反而更加緊密。五十年代初永樂戲院落成後，澳門戲院的空間格局基本定型，清平與平安被時人並稱為劇壇雙壁，是刊登粵劇廣告最密集的兩家戲院。真正讓澳門粵劇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迸發出驚人能量的，是一批因戰亂而南來、或在本地扎根成長的紅伶。任劍輝是澳門歲月最能說明的一個例子，在一九三五年赴澳加盟全女班「鏡花艷影」，此後在澳門居住整整十年，活躍於域多利、平安等戲院舞台，其間與白雪仙、陳艷儂、靚次伯等組成「新聲劇團」，成為澳門本土最長壽、最穩定的職業戲班之一。任劍輝早期在澳門「十年磨劍」，長住在清平戲院宿舍，這段經歷被視為她日後在省港粵劇界自成一格的關鍵養成期。如果說任劍輝是在澳門練功，那麼紅線女的起點則更為純粹，她就是從清平戲院的台板下走出來的。廣州淪陷後，年幼原名鄺健廉的她隨家人逃難至澳門，一九三九年春，因戲班人手短缺，她在清平戲院上演的《六國大封相》中出演一名提燈宮女，這是她第一次正式踏足舞台。數年後，她隨馬師曾的抗戰劇團離開澳門，藝名才改為「紅線女」。一個在避難中偶然開啟的龍套角色，最終連向了粵劇史上最具辨識度的聲音之一。薛覺先與馬師曾則代表另一類型：他們並非長駐澳門，卻在關鍵時刻將澳門戲院變成了具有公共意義的舞台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，薛覺先在平安戲院上演《危城弄虎威》，為前方抗日將士籌款購買棉衣。一九四零年，他領導的覺先聲劇團又在清平戲院接連演出《姑緣嫂劫》《妻嬌郎更嬌》等劇目。馬師曾同樣與澳門淵源深厚，一九三四年率團在清平戲院演出四場，場場爆滿；香港淪陷後，他乘漁船偷渡至澳門，再經此地轉往後方組織抗戰劇團。在這些身影身上，戲院不再僅是娛樂場所，而成為賑災、救亡與維繫文化血脈的節點。此外，白雪仙隨日月星劇團在平安戲院演出，後又隨父親白駒榮在清平戲院登台；芳艷芬、林家聲、新馬師曾、鳳凰女、梁醒波等人，也都在四十至七十年代間頻繁往來於清平與平安的舞台。這份名單幾乎覆蓋了二十世紀中葉粵劇界最重要的老倌群體，而澳門的戲院，正是他們在省港之外最重要的舞台。進入七十年代，少見省港名伶再專程來澳演出粵劇，清平戲院轉以放映電影為主，其粵劇功能迅速萎縮。電影、電視與新興娛樂方式的普及，改變了市民的消費習慣，戲院業整體走下坡。清平戲院在一九九二年八月結業，平安戲院亦於一九九三年二月結束營業。曾經支撐起澳門粵劇黃金時代的戲院空間，在不到十年的時間相繼退場。清平戲院結業後，逾百年的建築一度淪為停車場與貨倉。回望澳門在上世紀的粵劇繁榮，不是建立在一個穩固的本土產業之上，而因特殊政局下的一次借光，清平與平安的舞台，曾留住從省港流散而來的紅伶與觀眾，也出了像紅線女、任劍輝這樣從避難地走向更大舞台的藝術生命。但當條件消失，戲院的燈光便暗了下去。鑼鼓聲、喝采聲並非僅是記憶，還廻響於媽閣廟、譚公廟、雀仔園福德祠，戲院則進入博企的度假村與酒店，還有金銀島，旅遊塔的影院甚少放映，但曾舉行過中國內地優秀電影展。可幸上世紀七十年代由天主教澳門教區開設的公教大會堂，仍能爭氣以澳門大會堂名義經營下去。至於遠東首間的崗頂劇院，不屬戲院，依然高高在上。